再也见不到奔私大浪潮了
2023年之前，奔私一直是投资和研究的最终归宿，业绩干的好了，奔私；知名度起来了，奔私；领导创业了，也一样跟着奔私。
似乎，奔私在一定程度上是职业规划的最终路径。
原本并没有什么问题，毕竟私募的组织架构更灵活、产品形态更多元化，一旦碰到市场行情，超额收益可以收到手软。
但这已经变成了过去，现在被私募挂在嘴边的话术都是：“该怎么活下去？”
主动管理转型究竟路在何方？
数轮奔私潮
奔私，向来不是一个陌生的词。
几乎每年市场都有奔私潮的出现，公募、券商资管、券商研究所、保险资金，大佬们奔私的脚步从来没有停过。
事实上，细数历史上的几次奔私潮，大多是发生在牛市之时，也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IP：
第一次奔私的大浪潮出现在2007年，目前依然被人印象深刻的A股6124点正出现在当年，目前市场依然叫得出名号的大佬，例如淡水泉的赵军、星石的江晖、朱雀的李华轮、从的吕俊、世诚的陈家琳等都是在那前后奔私创业，至今依然或多或少活跃在市场上。
第二次奔私的浪潮是在2009-2012年前后，虽然中间夹杂着2008年市场的低迷，但随后的一轮反弹又催生了诸多大佬的奔私，代表性人物包括原华夏基金的王亚伟和原交银施罗德总经理莫泰山，当然两者目前均由于不同原因淡出私募行业，但不可否认当年两人的奔私吸足了市场的关注。
到了2014年底开始，市场迎来了“杠杆牛市”，那一轮的涨势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也带动了许多人奔私的热情，包括原公募一姐王茹远、如今清和泉资本的刘青山、汇添富基金总经理林利军等，而南方基金的邱国鹭创立的高毅资产如今管理规模已突破千亿。
这之后奔私潮就变得不再集中，在这段时期，量化私募的崛起已经彻底盖过了主观多头策略的风头，要知道，包括九坤、幻方、明汯、灵均等量化私募巨头大多成立在2011-2016年之间，也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步，奔私的热度在当时比不上海归的吸引力。
但随后的多年间，依然有不少市场熟知的大佬选择奔私作为自己的归宿。代表性人物包括兴全基金总经理杨东。
在接连两次高点对投资者苦口婆心的警示后，杨东在2017年创办宁泉投资。
而同样东方红陈光明的离开也带动了包括林鹏在内的IP纷纷奔私。
最近的一波奔私潮是发生在2022年前后，彼时疫情的影响还未完全过去，相比前三次牛市行情催生的奔私，这一轮奔私潮更多的是带来了平台型私募的热潮。
从中欧基金的周应波，管理易方达700亿规模的林森，再到兴全的董承非等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奔私。
现如今，奔私已经成为了屡见不鲜的常态，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19日，今年以来新上任的基金经理共有131名，离职的基金经理也达65名之多，保持在历史高位，在这当中或许又会有不少人出现在私募的名单中。
奔私热情犹在
奔私现象之所以出现的如此频繁，仔细想想也很正常。
归根到底，还是收入和激励。
要知道，公募基金的收入虽然在资管行业中一直都被视作金饭碗，管理规模稍微大一些的基金经理一年收入至少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但核心是公募基金只收取固定的管理费，大头依然是被公司拿走，基金经理能拿到多少完全是高管说了算，甚至股东拍板，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基金经理都能拿到高报酬。
但私募就完全不一样了，除了固定的管理费用以外，还有超额收益，而这些超额收益一般也都是直接由公司分配，但基金经理在私募的话语权可和在公募完全不能比，大多数奔私的基金经理或多或少都能成为股东，甚至能够“一言堂”，这是在公募完全做不到的。
简单地说，在公募就是体制内，有平台、有背景，但赚不多，到了私募就是个人创业，赚多赚少都是自己承担，这对于早早积累了名气、渠道的基金经理们而言，是一条最佳的变现渠道。
尤其是2022年6月10日，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了《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直接要求递延支付期限，也就是说，基金经理薪酬递延支付期限不少于3年，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关键岗位人员递延支付的金额原则上不少于40%。
这还只是其一，《指引》还提出，绩效薪酬持基要求，规定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应当将不少于当年绩效薪酬的20%购买本公司管理的公募基金，其中购买权益类基金不得低于50%。
而基金经理应当将不少于当年绩效薪酬的30%购买本公司管理的公募基金。
好嘛，钱没赚到，最后还要都贴在里面，这也是2022年奔私突然又多起来的原因。
虽然监管将管理私募产品的静默期从之前的3个月延长至1年，但这依然挡不住大家奔私的热情。
监管重压后私募人才返流
但是曾经奔私的梦想有多美好，现实就有多残忍，经历了2、3年的悲观市场行情，主观多头策略目前还有多少人关注？
一年业绩不好可以和投资人说是风格不适应市场，总会有机会，但一连多年都没能取得超额，甚至不少知名私募旗下的产品常年净值都在0.7元以下，投资者还会买单吗？
为什么在一开始我们说了奔私的“热度”始终是在2023年之前？
一方面正是市场原因，经过了2021-2023年三年的洗礼，市场的赚钱效应早已不复，基本上市场上仅有的机会都被量化私募赚去，对真正做主观多头策略的私募管理人而言，别说赚钱了，怎么应对投资者一轮接一轮的异议，都让发展成为了难题。
另一方面，监管突然开始拉平私募与公募的监督管理，首先是在2023年7月9日，私募行业首部行政法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重磅出台，虽然主要强调的是原则性的要求，但是在《私募条例》落地后，中基协估计会大量修改私募行业的自律规则，接下来应该会有大量的变动。
至于中基协此前发布的171号文，则是对私募行业最直观的冲击，要求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初始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同时，《171号指引》提出连续60个交易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该基金进入清算流程（市场波动导致净值变化除外）。
对于资金初始募集规模和存续门槛未达到《171号指引》要求的存续基金，在《171号指引》落地实施后，仍未达到要求的，不得新增募集规模，不得新增投资者，不得展期，合同到期后予以清算。
此外对于资产投资比例的限制、锁定期的管理对私募行业而言，生存的压力陡然增加。
所以市场出现了返公潮，例如已经奔私10年的大佬孙建波，在2023年重回格林基金；2021年奔私创办上海领久私募的笃慧重回国盛证券；从大成基金奔赴正心谷的徐彦也重回大成，此外还有多个案例。
留在公募面对薪酬的缩水，还是去到私募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
这时候也说不出谁更难了。
可能再也见不到成规模的奔私浪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