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特药业迷局：开会？虚开发票？靠什么撑起了单品186倍的暴利？
雷达财经出品 文|李万民
3月12日，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倍特药业)创业板IPO提交注册，迅速引发关注。
倍特药业是一家主要从事高端仿制药、创新药、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所卖药品毛利奇高，其中用于预防和治疗孕妇产后或流产后子宫出血的一款注射液，在2020年前9个月，成本为0.87元，价格为161.45元，价格达到成本的185.57倍，毛利率高达99.56%。
倍特药业高毛利奥秘何在。雷达财经梳理发现，这家药企深谙“会议营销”之道，一半以上的营收拿来做了推广费用，其中又以各种开会花费的学术推广费最多。2020年疫情期间，公司开始进行网络视频会议。正常情况下，网络视频会议在App上进行即可，成本几乎为0，但倍特药业平均一场花费8.99万元，每场人均花费近1200元。
而倍特药业前五大推广商中，有两家公司2019年才将营业范围从其他领域转向商务信息咨询、会议服务等，2020年前9个月就名列倍特药业前5大推广商。
更蹊跷的是，在裁判文书网的判例中，倍特药业多次通过推广商虚开增值税发票。
暴利注射液：成本0.87元，价格161.45元
都说卖药暴利，但究竟有多暴利？倍特药业的招股书揭开了行业一角。
倍特药业是一家主要从事高端仿制药、创新药、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2017年至2020年前9个月，主营业务收入占总营收的比重一直维持在99.6%以上。截至2020年前9个月，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为99.92%，主营业务毛利率达到83.71%，综合毛利率达到83.72%。
倍特药业的主营业务按产品线主要分为5类，分别为抗感染类、心血管系统类、血液和造血系统类、生殖系统类及其他。其中，抗感染类药物占据了营收的最大头，截至2020年前9个月，抗感染类药物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到43.08%，毛利占主营业务毛利的40.77%。
抗感染类药物中卖得最多的是头孢类抗感染药。其中头孢克肟分散片/颗粒/胶囊占了抗感染类药物收入的13.04%，毛利占到11.78%。分散片、颗粒、胶囊之中，以分散片“最暴利”。招股书显示，其50 mg规格产品平均单位成本0.12元，平均单位价格0.66元，售价是成本的5.5倍，毛利率达到82.46%。
相比这些分散片、颗粒、胶囊，抗感染药物中的注射用药物毛利率更高。一款注射用头孢他啶，成本2.24元，价格15.47元，价格是成本的6.91倍，毛利率达85.51%；一款0.5g规格的注射用氨苄西林钠，成本0.69元，价格5.02元，价格是成本的7.28倍，毛利率86.34%；一款0.6g规格的注射用阿莫西林钠克拉维酸钾，成本1.57元，价格12.69元，价格是成本的8.08倍，毛利率87.63%。抗感染类药物整体毛利率达到79.22%。
抗感染类药物营收占比最大，但却是几条产品线中“最不暴利”的。从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来看，截至2020年前9个月，除了占据第一的抗感染类产品外，心血管系统类、血液和造血系统类、生殖系统类产品分别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6.3%、8.95%、7.68%。其中，营收占比排在第二、三位的心血管系统类、血液和造血系统类产品的毛利率分别达到94.34%、93.21%，远超抗感染类药物。
而营收占比第四的生殖系统类药物，主要产品名为马来酸麦角新碱注射液（截至2020年前9个月，占生殖系统类药物营收的83.68%）。这款注射液的主要用途，是用于孕妇产后或流产后预防和治疗由于子宫收缩无力或缩复不良所致的子宫出血，能加速子宫复原，具有同时收缩子宫体及子宫下段的作用。
这款注射液从2016年开始生产，因分摊的折旧费用较高等原因，2017年的成本为6.77元，而价格则高达156.77元。随后2年的时间里，随着产量增加，成本分别下降至0.82元、0.72元，但价格却不降反升，涨至157.75元、161.53元。到了2020年前9个月，又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成本涨至0.87元，价格反而略微下降至161.45元。
即便成本上升价格下降，截至2020年前9个月，这款注射液的价格仍达到成本的185.57倍，毛利率高达99.56%。这也是公司当前毛利率最高的一款产品，其贡献的毛利占到生殖系统类药物的86.1%。靠着这一款注射液带动，生殖系统类药物的整体毛利率高达99.46%。
去年每天开会32场，网络视频会议人均花费1200元
一只成本0.87元的注射液，价格却高达161.45元，毛利率高达99.46%，为何能卖出去？答案写在会议里。
行业人士表示，会议营销在医药行业并非什么秘密。医药销售的关键是医生，而医学会议则可以将有影响力的医生聚集，通过向其推广，进而影响更多的医生，达到“精准营销”的目的。
倍特药业深谙“会议营销”之道。
招股书显示，从2017年至2020年前9个月，倍特药业的营收分别为11.25亿元、25.31亿元、32.36亿元、24.87亿元，销售费用分别为4.17亿元、13.87亿元、18.34亿元、14.84亿元。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37.03%、54.79%、56.67%和59.68%。
与之相比，2017年至2020年前9个月，倍特药业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4亿元、2.79亿元、2.24亿元、1.37亿元。倍特药业2020年前9个月的销售费用，相当于同期归母净利润的10.83倍。
这些钱主要被用在了哪里？答案是业务推广。根据招股书显示，自2018年开始，倍特药业的销售费用之中，业务推广费用的占比就一直维持在90%以上，截至2020年前9个月为92.66%。2017年至2020年前9个月，倍特药业共产生业务推广费达47.09亿元。
业务推广费主要有学术推广费、市场调研及信息收集费、渠道建设费等。这里面，所谓学术推广费，就是推广商为推广公司产品召开的学术会或科室会所发生的开支；所谓市场调研及信息收集费，就是推广商对服务区域内服务产品相关的信息收集（包括政策动态分析、竞品分析等）而发生的费用；所谓渠道建设费，就是推广商为公司提供的商务渠道建设服务所发生的费用，主要内容包括终端医院的开发、经销商管理、市场秩序管理等。
2020年前9个月，倍特药业的推广服务商开了6775次科室会、1087次学术会和3757次网络视频会，平均每天要开31.75场会议。按照场均费用和平均参与人数计算，三种类型的会议平均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费用为426.57元、1781.35元、1197.07元。其中最为令人诧异的是，2020年疫情期间，倍特药业开起了网络视频会议。平均一场下来也得花8.99万元，每场人均花费近1200元。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曾指出，药企业务推广费用尤其敏感，一直都是商业贿赂的高发区。在实践当中，医药企业召开学术会议，邀请的一般都是医生、经销商等客户单位，部分的推广费，最终以其他的形式回馈给客户方，这也是医药企业的“灰色地带”，监管层亦对此十分关注。
不过，对于“商业贿赂”是否存在，倍特药业在招股书中进行了否认。
推广商选取标准形同虚设，公司涉多起虚开增值税发票案
如果商业贿赂不存在，那这些推广费用又被谁赚走了？招股书显示，推广费用根据倍特药业与推广商签署的推广协议及费用结算单进行核算。倍特药业选取推广商标准为：拥有营业执照、经营正常、有推广人员团队、推广经验、无行政处罚、限制记录，另外公司不仅会对推广商的资质进行审查，还会对推广商进行网上及现场调查。
截至2020年前9个月，倍特药业前5大推广商分别为：上海铿羽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四川鲁比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鲁比克（上海）市场策划推广有限公司）、山东益仁堂药业有限公司、湖南善仁行医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鼎合轩（北京）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天眼查显示，上海铿羽商务是一家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原本是一家经营汽车配件的公司，营业期限截止至2021年5月16日。2019年7月，公司进行了更名，将经营范围变更为商务信息咨询等，同时更换了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摇身一变之后，2020年前9个月为倍特药业提供了价值2550.63万元的推广服务，位居前5大推广服务商第一。
另外，四川鲁比克及其全资子公司鲁比克上海均成立于去年4月，实缴出资为0，成立半年时间，就拿下倍特药业2385.36万元推广费；鼎合轩原本是一家餐饮服务公司，2019年11月15日才在营业范围中新增了会议服务等，并更换了公司名称、股东、法定代表人，并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增至500万，9个月时间就从倍特药业拿下1367.13万元服务费。
行业人士认为，从这些公司的情况来看，倍特药业所谓选取推广商的标准简直形同虚设。
裁判文书网上的案例，或许可以为这种情况带来解释。四川省人民法院2021年1月8日发布的判决书显示，2017年10月，被告人吴雄伟、朱建忠从成都市来到高县，与被告人李正玲等人共谋利用国家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改革，即药品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只能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再开一次发票的规定，成立推广公司为药厂开具发票并赚取“点子费”。于是在2017年 12月，几人商议后共同出资成立了高县鼎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鼎硕公司），进行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活动。
2018年2月至10月，吴雄伟等人及鼎硕公司业务人员，在没有开展真实推广活动的情况下，采用模板、虚构会议等方式编制虚假推广资料，帮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代开发票395份，金额3646.36万元，负票5份，有效票据金额3600万元。
类似的判决书还有多份。在裁判文书网上以“倍特药业”+“增值税”进行搜索，可获得13份判决文书。
存在诸多异常的倍特药业的上市之路终将如何？雷达财经将持续关注。